出全集，并非對所有的文人學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原有形象反而有可能會受到“損傷”，很顯然，并不是每個在生前享有盛譽的作家學者，都具備出全集的條件

一

出版一部個人“全集”意味著什么？無論此人是否健在，都是一件不得了而不是無所謂的事情。它象征一種授勛儀式——對“大師”量級的輝煌成就的認可和歷史評價，無異于在大眾的心中矗立起一座偶像的文化豐碑，它帶給人們的應該是一種近乎朝圣般的高山仰止。透過皇皇“全集”，讀者看到的是一個隆起的文化、智慧與精神的海拔高度。“全集”剔除了一般文集的篩選和拔萃，要求盡可能全面地展示作者最客觀、最真實的文字內容，包括未刊稿、私人書信、日記、便箋，看上去寬松得沒了界限，其實不然，包羅萬象的另一面便是巨細無遺，便是纖毫畢現，它使得揚長避短和去蕪存菁失去了可能性，即使最輕程度的文過飾非和“為尊者諱”，都會踐踏“全集”的定義。總之，此絕非等閑之事。

很顯然，不是隨便哪一位學者作家的文字全貌都具有珍藏價值，都值得“曝光”和展示，都無愧于“顯微”。從這個意義上說，“全集”的質地應該是純凈的，品性應該是透明的。它抵制虛偽拒絕炒作，也容不得淺薄、乏味和平庸。它理應得到人們跨時空的仰慕和珍愛。而我所看到的事實，是許多已經面世的“全集”處境尷尬，顏面難堪，無人喝彩，命運很不美妙，更別提得到書界的尊重。這里，無辜的作者和讀者不應承擔什么責任。它們如同一個個違章建筑，雖搭出了像模像樣的框架，卻地基松軟材質低劣，工程的質量便可想而知了。

十幾年前，記得曾有名刊聯袂推出過一個“尋找大師”的理論欄目，尋找的結果，當代中國的文學地理并沒有誕生哥倫布和他的新發現。當代中國文壇看上去各領風騷群雄逐鹿，若尋找起真正的所謂“大師”來，又何其艱難。想象大師如繁星滿天，對于東西方的任何時代和國家都只是一種寓言，一些聰明的出版人卻不這么認為，他們面帶無所謂的微笑, 以批量生產和銷售的姿態，很輕松地就把一套套名家“全集”供上書界的廟宇，同時也很輕易地用這種方式稀釋了大家名家們原有的含金量，使人們不能不質疑這些出版人的誠意所在。

二

我的質疑緣于一次逛圖書大廈的經歷。那是個深秋的中午，幽幽日光透過落地玻璃窗灑進來，籠罩著幾個位置顯赫的專柜，我發現，那光影斑駁中竟滿滿當當排放著各種個人全集，少則數卷多則數十卷，從什么時候起，我國文化界已經是大師云集“全集”林立，竟如同變戲法一般？為何一些出了“全集”的作家學者，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反而降低了？這種無人喝彩的廉價“繁榮”原因何在？

許多大家名家，皆為各自領域的翹楚，是不是所有的文字紙屑都有流傳和珍藏的價值，卻未必然。丁玲女士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在上世紀20年代尚有些影響，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卻有太多圖解政治的痕跡，這位生前主張“一本書主義”的女作家，身后卻出版了遠談不上珍貴文學遺產的所有文字，也是一件趣事。詩人聞捷恐怕生前做夢也不會想到，30年后會有自己的“全集”問世，這種事怎么解釋都無法令人信服，聞捷作品的審美品質如何，稍具水準的讀者自有判斷。還有一些著名學者、作家，其學問有高下，成就有大小，說到出全集，也都有一定水分。比如我所尊敬的傅雷先生，創作有限，譯作卻聲名遠播，如果把巴爾扎克的那些巨著拿來充數，則難免牽強。我以前曾在書店看到過《傅雷文集》，包括文學卷、藝術卷和書信卷，雖非著作等身，卻很有含金量，出版“文集”還算是實事求是。最有意思的是，尚健在的美籍華人陳香梅女士也被隆重推出了“全集”，陳女士在22歲時因其傳奇的跨國婚姻而一舉成名，進入中年，寡居的陳女士開始步入美國政壇且一度成為風云人物，同時經商理財，還風塵仆仆地在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之間搞從事交流活動，也常常“客串”作家且有著述數十種，水準多類似文學“票友”，作為卓有政績的社會活動家的陳香梅，我可以誠惶誠恐，但看到《陳香梅全集》，我難以恭維。

陳平原先生曾在《中華讀書報》上很認真地開列了一個包括從晚清到五四一代的著名學者在內的大名單，認為應該給他們出“全集”，論述這些珍貴的名字所創造的學術價值是我力不勝任的，陳先生是研究近現代文學史的實力派專家，所言自然頗具權威性。我只是想說，出全集，并非對所有的文人學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原有形象反而有可能會受到“損傷”，很顯然，并不是每個在生前享有盛譽的作家學者，都具備出全集的條件。

三

全集和文集、選集之間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數量關系，而是有本質的區別。用袁枚在《隨園詩話》里的說法，“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斟句”。在文化藝術領域，大師和天才、名家之間的區別有時候并不清晰，甚至見仁見智，但多數文化人絕不糊涂，心里還是有桿秤的。具備了超凡脫俗的心靈質量和人格魅力，同時擁有足夠豐厚的精神遺產、足夠分量的文化建樹和足夠輝煌的藝術杰作的大師大家，讀者需要也愿意了解其全部構成，包括作品內存之外更多的個人生活細節、思想微痕和心理漣漪，歷史也不會任其自生自滅，如果以一種最好的紀念和繼承方式表達人們對他們的敬仰，莫過于出版他的“全集”，這也是對大師的一種蓋棺論定。當我們面對這樣的“全集”，會聯想到峰巒、森林、大海和天空，而不是閃電、雷鳴、曇花、飛瀑。后者多屬于天才和名家，更適合出文集或選集，而出全集者則非氣象萬千的大師才能享此尊榮和待遇。

“大師”不是一頂紙糊的桂冠，經不起歲月的風吹雨打，也不是一顆媒體廉價炒作出來的明星，很容易隨時尚潮流的起伏而生而滅。“大師”意味著博大精深，海納百川，氣象萬千，承前啟后，并不靠局部的光芒和短暫的聲響吸引人們的關注。像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羅素、泰戈爾和博爾赫斯等，誰能指出具體哪一部作品是他們的代表作？他們的思想和藝術能夠跨越國別和年代而渾然一體，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而走向永恒。

天才也是不多見的。他們不是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一分靈感”，也不靠“取百家之長”，用勛伯格的話，“天才只向自己學習，有才干者則主要向別人學習”，天才的創造常常表現出尖銳的原發性和鮮明的獨創性，一般人很難模仿和重復，同時，天才的才情缺乏節制和收控，很容易在極短的創作燃燒中化為灰燼，往往難以達到大師那種高度、深度、廣度所必需的精力、體力、從容、堅韌、平衡力、吞吐量和壽命。而我們最常見的就是名家了。這不需要饒舌，每個年代每個地區都有可能出現各自的名家。名家的才華有時候看上去也能直逼大師，由于各種原因也可以聲名顯赫，但他們很難企及大師的高度、成就和境界，據說巴金就對自己的文學成就評價不高，甚至稱自己不是“文學家”，我想這大概不都是出于謙遜之辭。

其實，天才和名家們大多身懷絕技，筆墨風格各有特色，精選出能無愧于作者水準的文集就可以了。在一個大師稀有的時代，出版人不必“皇帝不急太監急”，草草推出各類低質量的“全集”，給人的感覺很像是在人為締造“神”，結果“神”一多就不值錢了，把好事情往砸里辦。出版人不是魔術師，不可能通過出版“全集”而使大師林立，這種鬧劇似的做法是對歷史和讀者的欺弄。當務之急是讓諸“神”歸位，回到初心。退一步說，出版人即使打算為什么人出“全集”，也需要一種嚴格的“資質”認證，以防泛濫成災，濫竽充數，否則就太不負責任了，既害作者又坑讀者。事實上，一些“全集”出版或計劃出版的原因復雜微妙，有的是受制于鄉誼鄉情，帶有地方保護主義或政績色彩，有的出于相互攀比心態，有的則可能取決于財力的配置，或文化與出版官員的偏愛等諸多因素，使得本來是發掘精粹、傳承文化的大好事變了味兒，以至于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不利于創作環境的清潔、學術秩序的改善和文化遺產的整理，容易產生一種閱讀誤導，敗壞文化消費者的胃口，未必符合“全集”作者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