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 瑜
有時候，他是個純粹的詩人，他的詩歌寂靜豐盈，沒有半點雜質；有時候，他是個攝影愛好者，裝備和作品不亞于專業攝影家；更多的時候，他是寫作者，只聽從于內心的召喚，心無旁騖。當然，他也會半是神秘半是得意地告訴你：寫作，那得靠天賦！
阿來：選擇文學不傷害自尊，希望通過寫作自我修復
有時候，他是個純粹的詩人，他的詩歌寂靜豐盈，沒有半點雜質；有時候，他是個攝影愛好者，裝備和作品不亞于專業攝影家；更多的時候，他是寫作者，只聽從于內心的召喚，心無旁騖。當然，他也會半是神秘半是得意地告訴你：寫作，那得靠天賦！
他的身上，有一股子擰勁兒。比如他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塵埃落定》，當年雖屢遭退稿，卻堅定不移地告訴編輯：可以改，我只改錯別字。
阿來也明白什么時候不該“擰”。他不跟自己的內心擰，并且強調，再擰也擰不過命運。“我們有點聽天由命——聽起來會讓人感覺有點消極，但是人的命運有一個大的定數，人都是有命運感的，有自然神性的東西支配它。”
童年對一個人的成長是十分重要的，必定深刻地影響到作家及其作品。阿來說，文學既基于個人經歷和感受，又要超越這些。
記者：您稱故鄉為“肉體與精神的原鄉”，您覺得，在自己的寫作經歷和人生經歷中，故鄉給予您怎樣的滋養？
阿來：對于我精神的養成、性格的養成、對世界的看法，都有非常深的影響。這也是今天想超越自己的一個原因。如果還想自己有新的認知，不能老在現有的水準上，離開那個鄉村，對農村出生的人來講，都有改變自己生活的動機。
除了對我精神氣質上的陶冶，更重要的是，使我有了一個立場，不管離開再遠，可能我們出生底層，堅持這種立場的人不太多，我還是會站在他們的立場。
在城里，盡管各方面條件都還好，但人們有時候還有不滿足，而且我們的不滿足比底層人民的還多。我就常常警醒自己，想想我的父輩，我的同時代還陷在農村的人，一切都釋然了。我們應該少追求些物質利益，多做些精神上的堅守。
記者：作為一個藏族作家，我猜測您更多的是從藏族民間的神話、部族傳說、家族傳說、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營養。但是我記得有次采訪您的時候，您說過自己印象最深的作品是《聊齋志異》。
阿來：我們喜歡復雜的東西，包括批評家們也喜歡復雜的東西，把一部《紅樓夢》分析來分析去。世界上的東西都是這樣，大家都說好的東西不見得那么好，說不好的東西也未必就不好。《聊齋志異》精靈剔透，看起來很簡單，其實漢語達到了非常高的境界。我也讀了明清筆記，更不要說散文詩歌。《莊子》里頭也有表達很好的修辭，當然主要目的不在文學上，還是對哲學的詮釋。
藏族沒有純粹的書面的獨立語言。書面表達不發達的地方，往往口頭表達很發達。我更多地是受口頭文學的影響。在我們生活的地方，大部分人沒能上學識字，有點像回到百十年前的中國，國語還沒有推廣，生活在方言的世界里。所以書面語言系統對普通人的影響不大。
記者：您的成名不算早，《塵埃落定》出版時您36歲，而且出版的過程也不順利。您覺得前期準備的過程，對您而言是種折磨么？
阿來：之前寫過很多，不是很差，但是很多編輯拒不承認。《塵埃落定》發表是在1998年，我準備了十來年。過程并不折磨，看你的目標。不能說寫作沒有一點功利之心，也希望通過寫作改變命運。但是寫作本身、閱讀本身是這么有意思的事情，本身就充滿樂趣。我常常講，寫作要有樂趣，閱讀要有樂趣，如果寫完小說就住院了，如果是這么苦的事情，我就不干了。
記者：當年《塵埃落定》寫出來，遭遇過很多退稿？
阿來：稍微像樣一點的出版社都投過稿。也不是直接退稿。編輯說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見。我那時比現在說話還沖：《塵埃落定》可以改錯別字，因為我不能保證我每個字都敲對。
記者：為什么會這么自信？
阿來：寫作者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讀者，讀了那么多書，我對自己的作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很多不出名的人，為了能夠出書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價，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從處女作開始就被“退稿”，阿來在文壇上從一開始就不順利。他倒覺得這是好事，尤其是對年輕人，這樣更接近文學本質，會回過頭來在文學上下更多的功夫。
記者：這樣倔犟，是否在文學作品的發表上走了很多彎路？
阿來：很多人走了捷徑，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薦到圈子里來，我也經常聽到身邊有人說，到北京去了，認識誰了。上世紀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壇作家們于是有了“同學聚會”，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魯迅文學院等等。我不報名，也沒有這個要求。我覺得那些內容通過學習就可以達到。不像理科，必須在某個國家的實驗室才能學到。我就想自己學，剩下的東西就是人際網絡的建設。我覺得我不追求這個。
可是，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文壇也不能出其左右。我覺得沒關系。我從來只問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什么我做文學而沒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選擇的機會。選擇文學，不傷害我的自尊。我本來是為了活得干凈一點干這么一件事。選擇寫小說，就覺得這是可以靠個人能力達到的。如果見了誰還要點頭哈腰，早就放棄了。和我一起寫作的都走紅了，我還默默無聞。雖然發表了不少短篇小說，但是因為不在那個“圈子里”，即便有作品發表大家也不大談論我，會“假裝”我不存在。我不服氣，一定堅持靠自己打拼會在文壇有立足之地。
只是阿來沒有料到，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網絡支撐的社會，完全憑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確實很難。同時寫作的人二十多歲就出名了，阿來一定得到十年以后。
記者：記得2000年《塵埃落定》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時采訪過您，消息是南京書展上得知的？
阿來：《科幻世界》剛創辦了一個子刊，我參加了南京書展，主要精力放在新雜志在訂貨會上首次亮相的推廣上，想趕緊拿個幾萬份的訂數。接到獲得茅獎的電話通知，我當時都沒反應過來，等忙完以后，一想，咦，得獎了。
這部作品被認為是歷屆茅盾文學獎中最好的作品之一。當時評委會給出的評價是，“小說視角獨特，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輕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開合的力度”，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塵埃落定》的出版，在當年甚至被視為一個事件。
很多評論家自發地寫評論文章，那時我一個評論家都不認識。我很懷念那時候的文學氛圍。
記者：在寫完《塵埃落定》之后，您有六年時間一個字都沒寫。當時您打過一個讓我記憶深刻的比喻：“就像一個人剛轟轟烈烈地談完一場戀愛，讓他馬上跟另外一個人再這么銘心刻骨地戀愛做不到。”但是《空山》系列寫完后，《格薩爾王》的創作并沒有間隔太久。寫作時那種“戀愛”的感覺還有么？
阿來：我自己對于寫作，還是認真地寫。不僅是智力的投入，還有情感的投入。當然也有控制。《空山》對我來說，太長了，到第三部的時候，我巴不得快點結束。當然結束的時候，還是回到了沉重的現實，面對那些我熟悉的人，更把我童年少年的記憶中不太愉快的一面激發出來了——花草是激發我記憶中美好的一面。
《空山》寫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時候，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心中有了完整的輪廓和人物的形象，剩下的就是在字數上的完成，所以不影響下一本書的準備。《空山》寫到最后心情過于抑郁，就上高原了。上高原有兩件事，一是終止寫作，二是研究植物。邊寫《空山》，邊搜集格薩爾王的故事。《格薩爾王》需要學術上的準備，需要調查考證，需要感性和理性上的回歸。寫完《空山》，馬上進入了《格薩爾王》。
寫作需要訓練自己，作家也要不斷調試自己。我一直在關注古典文學、西方文學創作中始終高產且高質的作家是怎么做的，像蘇東坡、杜甫、托爾斯泰、福克納……他們的寫作持續能力很強。尤其很多西方作家，一生都在寫作，寫的都不是很差。
我發現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調試，他們是把寫作融入到生活中去，而不是寫作和生活截然分開。研究他們的作品，分析他們的寫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讓我們的藝術生命長一些，別曇花一現，也別像過山車，上頭和下頭差距太大，大得讓人吃驚。
記者：這是個非常獨特也很實際的研究課題啊！
阿來：也是我經歷的一個問題。我的前半生，寫得少，或者說在學習寫，后半生要靠這個過日子。物質上是，精神上也是。
記者：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成就了阿來，是這方水土還是后天的努力？也許很大程度上還是天賦。如果讓您分析自己成功的原因，或者說給文學愛好者提供些可供借鑒的建議，您認為有哪些因素？
阿來：當然是天賦。中國人喜歡為了別人的高興說假話。其實很多問題，如果沒有更高深的智慧，反問一下就明白：這方土地又不是養我一個人，我是從最不被養育的一群人中出來的；有人說因為寫的是西藏題材。很多人也在寫西藏啊，僅僅是題材問題這么簡單，像念芝麻開門一樣念一下就成名了。
但是西藏給我氣質性的影響，抹煞同樣很難。寫作更多地依賴作家的天賦。我相信上帝造人就造成了不同的人。造我們就是寫寫小說。當然土地不夠，天賦也不夠，還需要不斷地提升，提升自己的修持。土地給了你視野感覺，有經驗的文學參與全人類的對話，還要從地域性的眼光超脫出來。
記者：您覺得文學的力量對于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來說，有著怎么樣的意義？
阿來：寫作多年以后，我個人似乎對于通常意義上所說那些文學對社會，對生活，對世道人心的作用——或者說意義產生了懷疑。至于說到個別民族的故事或者說傳統失傳的問題，在我所屬的藏民族來講，似乎倒不存在這個問題。藏民族的問題，可能更在于走出連續的強大的傳統而如何面向現代的問題。我的書寫，特別是三部長篇小說的書寫，無論是像《塵埃落定》和《格薩爾王》寫歷史，還是如《空山》以六七十萬字的巨大篇幅寫現實，都試圖尋找一個囿固于傳統中太久的民族如何走向現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