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你的“文學夢”是如何萌發的？ 
    劉汀：我的老家是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的一個山村，故鄉的精神資源是極其貧乏的，然而故鄉以它的藍天綠草，豐富滋養了我的內心。故鄉親人所講的各種鄉村故事，亦開啟了我最初的想象空間，特別是在黑夜時，它們幫我超越了農村漆黑而安靜的夜晚，創造了另一個五彩紛呈的世界。童年記憶始終是一個作家最初和最根本的寫作資源，對我來說，最早的文學教育就來自童年這種“耳朵”的閱讀。中學時，實在是“饑餓”，肚子和腦袋都是，肚子的饑餓還好說，腦袋的饑餓就難辦。后來發現小鎮上有很多租書亭，就開始去租各種書看，差不多讀了五六百本。通過這些書，一個小鎮少年的精神世界被打開、被豐富。 
　　少年時的迷惘、焦慮、空虛，讓我瘋狂地閱讀。也是這些原因，我的心思并不在成績上，以致第一年高考落榜了。自然就開始復讀，但沒想到這一下就復讀了三年，拿了三個錄取通知書，在我們高中也算是一段傳奇。 
　　第二年復讀，考上了大連的一個稅務專科學校，課上發了一個算盤時，我徹底被擊潰了。撥算盤，這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想。“我是敲鍵盤的，而不是撥算盤的”，這當然是后話，當時只覺得算盤出現在我的人生里太不可思議了，它擊破了我的現實感。 
　　命運像一條河流，不管在哪兒、在什么時候轉了彎，但它最終還是會流向該去的地方。但對人來說，最重要的或許并非努力地去實現自己的命運，而是在關鍵的時刻，知道該做怎樣的選擇。 
　　

青春就在于不確定性

       記者：師大求學的經歷，對你的文學創作有何影響？ 
　　劉汀：2001年，我考入了北師大中文系，這一年我剛好二十歲。師大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 
　　開學不久，我就在宿舍里涂涂改改寫東西。開始是在班刊上發表小說和詩，之后加入了院里文學愛好者組織的斑駁文學網。從此，我超脫了本能的寫作，而具有了自覺性，是作為一個作者在寫作了。從自發到自覺，是一個作家成長的關鍵一步。在此之前，通常是有了想法然后形成文字；在此之后，會認真考慮為什么寫、寫什么和怎么寫。后來主持五四文學社，寫稿、選稿、出刊，這些都幫我更好地認識文學。 
　　第一次上文學理論課，老師就告訴我們要徹底拋棄高中生對“作文”的認識，要樹立真正的“文學”觀念。這門課講了很多國內外的文學理論，聽起來猶如天書，但卻通過“震驚”式的方式，幫我打開了世界文學的大門。我知道了卡夫卡、托爾斯泰、貝克特，也知道了心理分析、新批評、現代主義。 
　　本科階段，我發表的作品并不多。2002年，小說《麥斯威爾和雀巢》入選《2003年大學生最佳小說選》。這讓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可以走得更遠的。 
　　讀博讓我更加明曉什么是好作品，知道自己寫作的問題和未來的方向，也給了我更好的視野和訓練。我寫小說、散文，也寫批評文章。 
　　記者：青春因為易逝和脆弱而愈發動人，成長是歷經青春之后人可能達致的一種狀態，《青春簡史》則是關于“80后”一代的大學記憶，你是如何看待青春與成長的？ 
　　劉汀：青春和成長，是每個人都要經歷的階段。我想弄清楚，我這一代人的青春是什么樣子的，成長又經歷了怎樣的陣痛，所以有了《青春簡史》這部書。在書中，我用男女主人公的成長串起了十幾個青年人的故事。我希望他們中的每一個都能代表一種類型的青年人，比如胡夢是懵懂隨遇而安的、黃淑英因自卑而墮落卻最終回到日常生活、歐陽紫荊浪漫卻在現實中受挫等等，四年大學生活是他們人生的大轉彎。小說的結尾，胡夢買了一張車票，我沒有寫這張車票是去哪兒的。是去南京找蘇簾兒嗎？是回老家嗎？是去另外一個地方嗎？我不知道，因為青春即便是一條路，它的美好和痛苦也都在于它的不確定性。我希望用這樣一個開放性的結尾來表現這種不確定性。 
　　

寫作必須要有險可冒

    記者：在《布克村信札》后記中，你曾提到“文體實驗”的問題；而作家梁鴻也認為，你的文字，在說理與抒情、冷峻與溫暖之間自由流動，形成一種怪異、疏離、參差的文體與風格。你如何看待文體實驗與創新？ 
　　劉汀：文體實驗，更多是一個作家的自我實驗。寫作是一種冒險的事，必須要有險可冒，要自己設置障礙，然后去超越它。 
　　《布克村信札》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當時我讀了很多外國小說，覺得那種翻譯體的語言很有味道，就想做下嘗試，但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騎虎難下”的境地。模仿了翻譯語體，主人公的名字都帶著外國味，但讀者又是中國人，如何協調這二者之間的關系？這個度非常難拿捏。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盡量避免小說中出現較常見的中國元素，但又不使其過于陌生化。 
　　最終，小說獲99“新小說家大賽”新銳獎。這是我的一次實驗，只憑一股沖動，開始了第一句話，第一段話，第一封信。現在，我確信這種嘗試對我本人而言是極其有益的。未來我還是會繼續在自己的經驗范圍內探索中文寫作的可能性，其實說白了，就是想寫得和別人不一樣，和自己以前不一樣。 
　　記者：幾乎每年你都有作品出版，你的創作有何變化，不變的又是什么？ 
　　劉汀：對現實生活的認真、對日常經驗的熱愛，是我的創作一直堅守的。《布克村信札》有著一種特殊的味道，但內里講的卻是對鄉土的認知。鄉土是我的童年，也是我精神的故鄉。《青春簡史》寫的是成長，也與我當年的困惑息息相關。這兩本書看似主題各異，卻都指向了我所經歷的現實生活。而《別人的生活》更直接，直面自己所經歷的現實。作家閻連科評價這部作品是“詩心的追問”。所謂“詩心”，也就是對苦難的平常心、對生活的熱心、對別人的關心。“追問”自己和別人的關系、如何選擇自己的道路、靈魂和自由的問題，論題很大，但卻是從生活里很細小的事情來切入，通過一個縫隙，來窺視到真相。 
　　

努力工作以安身，堅持寫作以立命

       記者：讀書與寫作之間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寫作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何種角色？ 
　　劉汀：對我而言，讀書就是寫作的一部分，是更多地了解自身和世界的途徑。寫作是一種本能，是人對世界所不得不發出的感慨，這是寫作的個人性；但它又不單純是個人的，還應該有一種公共性。“努力工作以安身，堅持寫作以立命”，安身和立命是不同的，安身是要活下去，立命是要活得有意義。意義不是一個宏大的詞語，而是指向自身，也就是自我的完善。我想知道“靈魂”對于普通人來說意味著什么。我把它看做是生活中的一道光，可照亮立錐之地，可溫暖內心，但我們的命運卻在于，每到夜晚所有的光都將隱匿，第二天醒來之后你必須重新尋找它。這種不斷重復的尋找和確信，如同西西弗斯滾動的那塊石頭，沉重、粗糲，可又是不可逃避的勞作。靈魂隱藏在白晝的所有光之中，稍縱即逝，稍縱即被吞沒，但并非不可把握。碼字就是碼人生，寫作會是我一生的事業。 
　　記者：作家閻連科說：“如劉汀這樣，年齡中還含著青嫩的汁水，卻已經把小說寫得累累果實，且散文又寫得如此有枝有干，根深葉茂，呈出獨有少見的境況。”寫作的功力是如何練就的？ 
　　劉汀：寫作功力，我的感覺和經驗就是一個字———寫，不停地寫，寫各種各樣的東西。寫多了，慢慢就會找到門路和方法，就會形成一種寫作的感覺。這種寫，不是網上每天幾萬字的那種碼字，而是認真、清醒地寫作，有反思，有選擇。我的作品更愿意去關注、去寫普通人，就是我們在馬路上、菜市場、小區里遇到的人。 
　　我寫東西下筆很快，下筆之前的構思和斟酌卻比較慢。慢是值得的，是因為我要保持一種清醒，要隨時能看清自己所在的位置，我擔心一旦快起來，周圍的風景就會模糊。慢，事實上不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一個對世界的認知問題。在現代社會，一切都在提速，慢就彰顯出它的特殊性了。